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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比较，中国的内需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20个百分点左右，其中个人消费要低25个百分点左右。纵向比较，最近20年来，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但个人消费占比减少了，政府消费增加了。为什么我们抓投资、扩生产总是掷地有声，刺激消费、提振内需总是力所不逮呢？

中国的内需低迷，已经成为经济复苏最大的困难。

横向与世界各国比较，中国的内需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20个百分点左右，其中个人消费要低25个百分点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消费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5%，其中个人消费约占65%左右，行政部门消费约占10%左右，其余25%由投资和贸易顺差推动。然而在中国，消费仅占GDP的53%-54%，其中个人消费占比一般在36%-38%，行政部门消费一般为15%-16%。而投资占GDP的42%-43%。其余部分由贸易顺差和存货变动所占。

纵向比较，最近20年来，消费与投资的比例顽固得像钢铁一样坚硬。尽管最近几年，各种计划、文件中促消费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消费的比例也未见增加，投资的占比也没有减少。20年前的2004年，我们的消费占比为55.4%，投资为42%。20年后的2023年，消费占比为55.7%，投资为42.1%。但消费中，个人消费占比缩小了，行政部门消费占比扩大了。20年前的2004年，我们的个人消费占比为40.7%，行政部门消费占比为14.7%。20年后的2023年，我们的个人消费占比为39.2%，减少了1.5个百分点；行政部门消费占比为16.5%，增加了1.8个百分点。

为什么我们抓投资、扩生产总是掷地有声，刺激消费、提振内需总是力所不逮、毫无效果呢？

第一、我们抓投资的政策往往清晰而具体，促消费的政策往往模糊而原则。

比如正如大多数分析人士所预期的那样，7月18日发布的全会公报对旨在提升消费在拉动经济中的作用的需求侧措施，比供给侧措施要含糊不清。尽管在过去的五到十年里，中外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认为，消费在推动我们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作用非常微弱，是我国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但在制定具体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时，政策制定者们似乎被根深蒂固的政策惯性所束缚，总是习惯于用刺激投资来带动消费，囿于现有的分配制度来空谈刺激消费。

也因为如此，为了维持高增长率，我们一直无法使经济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以及对贸易顺差的依赖。

第二、甘愿被政策惯性所束缚的原因，是不愿意改革经济运作的基础。

虽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们总是愿意刺激生产而非消费，这是因为在决策者的潜意识中，他们认为只有更多的投资才能扩大生产，而更多的消费可能是浪费。决策者一直深受计划经济模式的熏陶和束缚，他们可能知道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消费才能实现经济循环，但当他们认为还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来输出时，改革基于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运作体系为适应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经济运作体系，就失去了迫切性。

更为重要的是，规划投资、规划生产，给予了行政部门干预经济运行的巨大权力，从市场准入和要素分配，从产业政策到一个个具体的基建投资项目，每一个项目从规划、立项、拨款到监管，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权力的诱惑。但促消费，底层逻辑便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一旦制度建立健全，行政部门便失去了可干预的环节和空间。

第三、决策者错误地将因投资型经济发展模式而导致的个人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归咎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自1990年代初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一直受到一系列转移支付的支撑。但这些转移支付并未补贴个人，而是补贴了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个人的高储蓄率且不断上升，确保了行政部门可以利用银行不断增加的存款来实现这一模式，虽然结果是以牺牲中国家庭的利益为代价。

而实际上，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一定的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吗？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我们的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1、收入与财富差距较大。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35左右，我们一直超过0.45。比如，去年国有机构劳动者的人均工资，差不多是非国有部门劳动者的2倍。而大多数国家这个差距在1.2倍左右。理论上，收入越高，个人消费率越低，储蓄率越高。

2、社会保障面和保障水平较低。数亿未就业者、2亿灵活就业人员和数亿农民，其社会保障水平无法保障其基本的生活和医疗，迫使他们压抑消费而为了应对风险而储蓄。

而导致以上原因的，并非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而是围绕投资模式所建立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所导致的。

第四、建立在高储蓄率基础上的反向资源转移压抑了个人消费。

到2000年代初，中国储蓄占GDP的比重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严格管理的信贷体系确保了中国储蓄的比重，而行政部门控制的银行主要投资于官方所针对的行业，包括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非常高效的通信系统、制造工厂和设备以及技术研究。

压抑利率。在200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实际利率低于通胀，实际为负。同时还压抑了风险调整后的信贷利差。这些代表了资源从净储蓄者向净借款人的转移。由于家庭部门一直是最大的净储蓄者之一，地方行政部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是最大的净借款人，因此压抑的利率迫使家庭储蓄者补贴制造商以及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者。

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者获得社会福利的能力。由于我们原本就非常不平衡的社会福利依附于户籍制度，从教育、医疗、低保到社会救助。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随着脱离户籍就业者的迅速增加，能够获得正常社会福利的劳动者比例越来越低。加之超前投资的经济模式压抑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总是低于经济的增长，这使地方行政部门、国有企业和企业雇主受益，而牺牲了工人的利益。

家庭部门不仅被迫向行政部门和企业输出存款资源，还被迫承担缺乏破产约束的行政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债务。为了支撑GDP的增长，从 2000 年代末和 2010 年代初开始，固定资产投资中越来越多的份额实际为无效投资或者低效投资，如果考虑到后期的维护成本，很多实际为负效投资。

而投资大部分来自行政部门或国有企业的债务，最近30年，这部分债务的年均增长速度，基本上为GDP增速的2倍。2023年，我们的宏观杠杆率接近300%，其中家庭部门与私人企业杠杆率不到100%，杠杆率的三分之二为国有部门负债。国有部门实际上缺乏有效的破产机制，其债务的最终偿还来源为税收，税收的最大贡献者为个人和民营企业。

提振内需，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以上四点就是为什么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如此困难的原因。基本上，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做到这一点。

一种方式是针对经济需求侧的财政刺激。正如我从三年前就开始建议的那样，我们可以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并从国有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中拿出一半，每年大约14万亿元 ，并以刺激消费的方式直接给每个中国人每年补助1万块。这将一次性地提振消费。通过消费来消化供给，以及因此产生的税收，这种财政负债投资的收益，比固定资产投资要高得多。

另一种方式——可持续的方式，这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来逐步逆转转移支付，使家庭收入开始大大快于整体GDP的增长。

这里的问题有三：

一是家庭份额的增加意味着其他一些部门的份额的减少：企业部门、行政部门。这些年正是家庭向这些部门的逆向转移造成了对消费的制约。当然，我们必须承担因为经济再平衡的长期利益，可能会在短期对庞大的制造业份额及其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利的后果。

二是要勇于接受行政部门对经济干预的权力收缩。就如我们在第二部分所述，经济发展模式转为消费模式之后，行政部门手中可操作的项目会减少很多，对资源的配置权会因此削弱。

三是要勇于接受失去户籍管控权。利用户籍来管控个人，一直是行政管理部门的基础管控权，虽然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中，保留这种权限的国家少之又少，五个手指都没有。但要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取消户籍是必选项。

【作者：徐三郎】